1 概况

青瓷翼狮虎子源自于战国、西汉时的铜虎子，青瓷翼狮烛台出现于三国晚期，盛行于西晋。青瓷翼狮烛台的造型为立姿，背部支出一个短圆口以插烛，背部支出的圆口，矮的仅1厘米，高的则有10余厘米。青瓷翼狮的翅膀造型线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模印加刻划、戳印(图1)，另一种为浮雕式(图2)，比较少见，但却是青瓷辟邪中的精品，这种浮雕式的辟邪，线条非常有力度，比前一种辟邪更显露出受西亚和希腊雕塑影响的信息。从三国到东晋，狮身由粗壮变窈窕，纹饰由朴素变华丽，青瓷翼狮的狮身侧面都有三排点和一排横向细化线表示翅膀，这和同时代青瓷羊形烛台的翅膀装饰相似。南北朝时期基本不见翼狮形象的青瓷器，而是以石雕的形式，作为标志性建筑，耸立在帝王陵墓前。翼狮形器物在质地和造型方面的转换，而青瓷上佛像的消失和莲花尊的盛行，这些现象也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佛教的传播应该是解释这些现象的由头。

从流行于西晋时期的约50年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来龙去脉”：从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青铜鹿角立鹤有翼神兽，到汉代墓室壁画、画像石上的飞翼神兽像以及被誉为洛阳博物馆“镇馆之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原陵镇墓兽，再到南朝梁武帝萧衍修陵石兽。在这一过程中，飞翼神兽一般都作为各时代的主流质地器物，出现在皇陵或藩王墓中，这说明它的造型一直被皇家葬制传承，使用规格很高，在上述的发展链环中，西晋青瓷翼狮“最不起眼”，但它也是这个飞翼神兽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2 影响青瓷翼狮演变的因素分析

2.1 地域环境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翼狮的出土多集中在南方，浙江杭州余杭区和萧山区、绍兴上虞区、温州苍南县、余姚、江苏南京江宁县、宜兴、镇江，江西南昌、九江，湖北武汉、鄂州，河南洛阳等地均出土过青瓷翼狮。三国、两晋时期在浙江上虞县发现的青瓷窑址就有三十多处，南京在当时是三国孙吴都城建业、东晋都城建康所在地，而洛阳又是司马炎代魏称帝建都的地方。楚文化神秘浪漫的艺术浸润，南方相对安定的经济条件，浙江青瓷烧制技艺的成熟，以及南方整体制瓷水平的日益精进等诸多因素，促导了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的青瓷翼狮。

2.2 社会人文因素

流行于汉至六朝时期的狮子是西亚传入的猛兽，传入后即成为传统文化中喜闻乐见的表现题材。《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安息国》记载安息国(今伊朗)在章和元年(87年)“遣使献师子、符拔”，永元十三年(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安息雀”[1]。外邦入贡狮子的记录在东汉的史籍中已有，虽没有记载，东汉以前应该也有，，因为我国拥有比文献狮子更早的文物狮子，如：苏州虎丘出土的西汉狮形铜座、徐州东汉早期墓葬出土的玉石雕刻狮子。进入中原的狮子神态逐渐受到中国文化大杂居的影响，与本土神兽貔貅、麒麟等祥瑞象征结合演化，到三国两晋时期，翼狮的形象遂由汉代早期表现超越于物质之上的精神层面内容的写实，变为云淡淡风轻的在乎形似即可。李零在《论中国的有翼神兽》一书中认为“写实性狮子则因佛教艺术的影响而获得普及，成为新的造型。……往往作卷发;形象较为可爱，有‘狗化’的趋势[2]。”这些进入中国境内的狮子，无疑也都变得走云连风，一对飞翼是大多数狮子的标配。

从两汉时期，中国的北方地区中的少数民族由于战乱开始大批内迁，并在西晋末年至魏晋南北朝结束频频建立起少数民族政权，汉族的传统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互交融并取长补短。南方政权则基本由汉族人把持，众多的南方少数民族工艺被汉族传统所融合。商业贸易、宗教文化、生活习俗、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交流，使得器皿的造型出现了很强的杂糅倾向。从南朝梁代萧铎的绘画作品《职贡图》中可以一窥魏晋南北朝同域外交流的盛况，已远远超出秦汉时期交流的国家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一定会结下硕果，西汉画像石上流行的飞翼神兽和羽人形象糅合了波斯和亚述艺术之风，西晋青瓷翼狮更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的结晶。

青瓷翼狮烛台的造型跟古印度的阿育王石柱狮子塑像以及印度桑奇佛塔之间有相似的联系，这些翼狮形雕塑是佛教文化南传东渐至中国大陆的见证物。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青瓷三联翼狮形烛台(图3)，上支的插柱已残，三只翼狮臀部相连，侧身均有几笔刻划出来的飞翼，背上共同支起一个圆口，圆口上部已残，相同的三联翼狮烛台造型还见于河南洛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