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清初书画鉴藏重心“北移”的问题，已有学者论及。刘金库《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一书专就此问题撰成，惜其讨论并未深入，且失于错讹与枝蔓①。李永《清初北方士人书画鉴藏家群体及交往——以孙承泽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将清初北方鉴藏家群体的兴起归因于战争对南方书画鉴藏群体的破坏和北方鉴藏家如孙承泽等人所具有的范式般的影响力，以及北方鉴藏群体形成良性互动的书画交往圈②。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也对此现象有所涉及：“明末以前，比较知名的私人收藏家几乎全部集中于长江中下游以及太湖东南一带。这一格局是从元代以来开始形成的，大量的书画名迹尽管一直在私人鉴藏家手中相互交流，但基本上没有散逸出这个范围。然而到了清初，这一格局很快打破。”③明末清初，大量古代书画由南向北移动这一现象在当时即引起一些鉴藏家和书画商人的注意，但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至今仍局限在此现象本身，并未深究其前因与后果。诚然，若着眼于更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历经清代中期的朝廷大规模扩充内府收藏之后，古代书画的“北移”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若限定在清初，我们却难以轻易下此结论。本文就此现象展开讨论，认为所谓清初古代书画的“北移”只是一种浮于表面的假象，其实质是，晚明以来旧有的收藏格局被打破，藏品由晚明的南方旧族向清初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流动，而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所具有的地域属性，以及阶层内部藏品再次频繁的流转，增加了这一现象的复杂程度，让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北移”一词来概括这一现象。

一、“北移”现象的发现

民国学者余绍宋注意到，顾复的《平生壮观》，“凡历来剧迹，见于吴氏《大观录》、安氏《墨缘汇观》及《石渠宝笈》者，大体皆为来候（顾复）所见及。来候自序谓：‘未尝南渡钱唐，北越长淮’，而所见如是之多，足知明末清初东南一隅收藏之富”④。《平生壮观》是一本记录作者三十多年所见书画的著述，成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末清初鉴藏重心在东南的事实。然而，此时大量古代书画由南向北移动的现象已经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二十二日，喇沙里、陈廷敬、沈荃、叶方蔼和张英等五人陪同康熙皇帝鉴赏《曹娥碑》墨迹，并由沈荃题跋以记其事。沈荃“古迹应时而出，上佐宸览用光文治”⑤的跋语透露出这是一件新近收归内府的藏品。此前，顾复曾在南方见过此卷，并将其录入《平生壮观》⑥。一个月之后的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熙给当时入直南书房的张英和高士奇赐观内府所藏书画，其中有两卷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一卷是周文矩画作《说剑篇》，其后有董其昌书法。此轴原为王士禛家旧藏，后归周亮工。王士禛《居易录》云：“予家周文矩《庄子说剑图》售于周侍郎栎园（亮工），今亦入内府矣。书画固能通神，其遭逢亦自有时耳。”⑦另一卷是盛于檀香木匣并由虾须小帘缠裹的小楷《黄庭经》，用葵花纹绫装裱，极为精良，上有宣和玉玺，被宋徽宗赵佶题为王羲之书，曾为江南“□氏”家藏。据高士奇诗句“此卷向在江南久，结绿悬黎价无偶”⑧推测，高士奇曾在江南见过此卷，标价极高，而今却已流入内府。此卷也同样出现在顾复的《平生壮观》中。

当士大夫们在宫廷鉴赏新近由南方流入内府的名迹时，南方的鉴藏家和书画商人也已经切身感受到了这一趋势。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记录陆机《平复帖》时写道：“王济之购而北去。”⑨主要活动于苏州和徽州一带的书画商人吴其贞也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冬天，吴其贞在苏州阊门外潘秀才家见到李公麟《九歌图》和《淳化阁帖》十卷。据吴判断，《九歌图》曾见于文嘉为江陵题其所藏书画录目，而《淳化阁帖》虽非祖本，却也是宋搨。因而，两者均价值千金。但让吴其贞遗憾的是，这样的名迹，“未几再过索观，已为北人售去”⑩。更让吴震惊的是，第二年，即顺治十七年（1660）四月十一日，他在吴门见到北京来的书画商人王际之。此人与顾复所记将陆机《平复帖》购而北去的王济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安岐《墨缘汇观》将王济之与顾复之弟顾崧并称，曰：“彼时精于鉴别者，有都门王济之、江南顾维岳之称。”?可见，王在当时的书画鉴藏圈内颇有声望。王际之往返于苏州一带与北京之间，将南方的书画藏品购而北去，从中谋利。这次与吴其贞相遇时，王际之所获颇丰，从嘉兴已有近百年书画收藏史的高、李、姚、曹四家购得书画藏品过百件（见下表）。面对此情此景，吴其贞不禁感叹道：“今一旦随际之北去，岂地运使然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