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讨论、阐释方剂学发展史前，首先必须明确和界定3个基本概念，即方书、方论和类方。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延续、发展和提高。

方书或医方书，其概念为只言医方组成、剂量、服法，附于疾病单元之下，不言其他。医方书之优点，因附于疾病之后，“以病统方”，可以“按图索骥”，即按病索方，方便检索和临床应用，出现较早。但因其无方论，使用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拘执死方以治活病”，因此不能充分体现中医辨证施治之精神，缺少随证加减之灵活，故无创新空间。

方论或医方论，亦称方义、方解、方剂解析，不仅言病因病机、处方组成、剂量、功用，还要详细分析、阐释方剂的组成结构、特点、药物作用及配伍关系、方剂的适应证(应用范围)、用药方法、用药注意事项、药物的副作用及禁忌等。医方论重点突出辨证论治原则，遵循“理、法、方、药”之程序。因有方论和方解，使人知其所以然，予人应用之灵活性，授人以渔，多有创新空间。医方论的不足是不能按病索方。

类方或类方书，即医方的分类，是按其不同的性质和功能的分类法。优点是将功能相同、相类似的医方合在一起讨论，有共性并在共性中寻求个性之差异，加深了对方剂性能的理解和认识。缺点为涵盖了医方书和医方论两者之短。

方书、方论、类方三者合一而成“中医方剂学”，缺一不可。中医方剂学成为中医独立学科乃是20世纪50年代中医近代教育之事。

我们以三条经线为轴，探讨和阐释方剂学发展史，这种阐释方剂学发展史的方法，将方剂学发展史之精髓，经加工和精炼而成，较之众多方剂学书籍以时代为纬线的编年史式阐述法更加凸显层次分明、说理清晰及条分缕析之特点。

1 医方发展简史

东汉《伤寒杂病论》问世前，中药方剂有方无名。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五十二病方》共载方283首，《养生方》载方79首，《杂疗方》载方21首，均无方名，命名某病方，皆是现代学者所为。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载方36首亦有方无名［1］。

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载方12首，其中只有6方有名，如秫米半夏汤、生铁洛饮、鸡矢醴、小金丹、马膏、豕膏。此是中医方剂从无名到有名的过渡阶段。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亦有方无名。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载方113首(佚1首)、《金匮要略》载方262首(4首有方名无药)，至此医方开始有方剂名，后人称其为“众方之祖”“方书之祖”，从此方剂走上有方名之路。

从唐代开始出现方书专著，如唐代孙思邈撰《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著《外台秘要》。宋代王怀隐等撰《太平圣惠方》，宋代太医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陈自明著《妇人大全良方》，钱乙《小儿药证直诀》。金元时期中医进入蓬勃发展期，出现金元四大家，颇多新方书问世。明代朱棣编《普济方》，王肯堂《证治准绳·类方》，张景岳著《景岳全书·古方八阵·新方八阵》。清代经方方书出现较少，名著尤为罕见，取而代之的是温病崛起后的“时方”［2］，以《温病条辨》为其代表，不一一列举。

解放后医方的汇编和辞典亦如雨后春笋，如彭怀仁主编《中医方剂大辞典》共载方13万余首，可谓集古今方剂之大成。医方发展史简单而明晰，是因医方仅在数量上增加，而无理论发展建树，故医史学者易形成共识。

2 医方论发展史

医方论发展史肇始说起于清代罗美所言：“有方即有柄，自仲景始也；有方便有论，自成无己始也”［3］，即指成无己其所著《伤寒明理方论》，又名《伤寒明理药方论》［4］，此说服众。

现代有学者对罗氏说法提出异议，认为方论早于成无己，在此前的庞安时《伤寒总病论》、朱肱《活人书》、寇宗奭《本草衍义》、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中已出现方论。我们认为此说不妥，因此类书中的方论，一呈零星、散在状；二无系统、完整的医方论之理论分析；三尚不能构成医方论专著，故不能成为医方论学说之肇始。借此指出“方论”之名，常用有错，如日本丹波元胤著《中国医籍考》中方论共五十六卷，实为综合性医书和医方书，再如日本冈西为人著《宋以前医籍考》中的“仲景方论”“诸家方论”“小儿方论”“妇人方论”“外科方论”“目科方论”“口齿方论”等，亦非方论之书，实乃综合性医书和医方书。由此不难看出混淆医方和方论之概念而不能区别两者古就有之，可见要让所有学者接受和赞同医方论学说并非易事。